中國古董，若果有清宮來源，或是皇帝本人收藏過，那就等於擁有鐵一般的證據，代表是真品、珍器無疑。
事實真的如此嗎？
今季紐約亞洲藝術週有一件青銅器，名為「周孔尊」，曾為乾隆帝收藏，收錄於他下令編著的《西清古鑑》，斷代為周朝器物。可是如今在佳士得拍賣，專家發現它其實只是明朝至清初時期的仿製品，意味清宮斷代錯了約2,000年之久。
乾隆帝以為眼前的是千年古董珍品，豈料卻原來是那時的「現當代藝術」，真是「天子也有被坑時」。
Lot 636｜明/清初 十四至十八世纪早期 銅錯金銀龍紋壺 「周孔尊」
銘文：「大尊彝」「孔作父己」
高度：38.5 cm
來源：
- 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收藏，入藏於1749年以前
- Nagatani, Inc., 芝加哥, 1959年1月2日
- 史蒂芬•瓊肯三世（1978年逝）珍藏
出版：梁詩正、蔣溥、汪由敦等奉敕撰，《西清古鑑》，清乾隆二十年（1755）武英殿刊本，卷8，頁36
估價：US$200,000 - 300,000
拍賣行：紐約佳士得
專場：瓊肯珍藏重要中國藝術
拍賣日期：2020/3/18
上圖青銅器為本文主角「周孔尊」，高38.5 cm，錯金銀，器身以橫向繩紋分開圖紋層次，主要以龍紋為飾，肩部兩旁有獸面舖首，頸部內刻兩行銘文共七字，分別為「大尊彝」與「孔作父己」。
「彝」本有祭祀之意，後引申泛指古代青銅祭器，「大尊彝」就是這個青銅器的名字。據學者研究，「父己」指父輩「己」這位人物，故「孔作父己」相信是指這件青銅器是某人為父輩「己」所製作。
看銘文照片，大家或感奇怪：「為何看上去只有六個字，卻說有七字銘文？」
其實只是寫法引致的錯覺，下圖是「父己」銘文，左上的是「父」，右下的是「己」，只是看上去似是一字。
左上為「父」，右下為「己」
無論從錯金銀、龍紋、獸面舖首來看，都頗具春秋、戰國（東周）藝術風格。事實上，乾隆帝和他的群臣亦相信這件青銅器是周朝真器。不過風格相似，不代表年代也一樣。
乾隆曾數度召集群臣，為清宮4,000多件古銅器丈量尺寸、手繪圖像、撰寫說明，最後完成了三套圖錄，按編撰時間順序分別為《西清古鑑》、《寧壽鑑古》、《西清續鑑》。由於《西清續鑑》分為甲、乙兩編，故以上圖錄又統稱為「西清四鑑」或「乾隆四鑑」。
在攝影和互聯網面世以前，此項編書工程為清宮銅器留下了寶貴的形影紀錄。
可惜的是，原來圖錄斷代出了不少錯誤，把當時不少的近代仿品當成古董，害乾隆被坑了一輩子。
Lot 637｜1888年 《銅版西清古鑑》二十四冊，估價：US$7,000 - 10,000
乾隆二十年（1755年）武英殿刊本《西清古鑒》，卷8，頁36
上面說過，乾隆下令編撰圖錄去記錄他收藏的「古銅器」。以此件「周孔尊」為例，收錄於《西清古鑑‧卷八》*，內裡青銅全都斷代商代或周朝。「周孔尊」的「周」就是指周朝。
「周孔尊」是次在紐約佳士得拍賣，估價US$20萬 - 30萬（HK$155萬 - 235萬；NT$550萬 - 830萬），行方就明確指出斷代實為「明/清初 十四至十八世紀早期」，與周朝相差了約2,000年之久。
文章讀到這裡，大家很自然會想：「或許是拍賣行弄錯了，而不是乾隆爺他老人家搞錯了吧？」我們編輯團隊也有同樣想法，所以再尋找資料佐證，發現原來台北故宮也指出了乾隆此等斷代之誤。
*編按：由於《西清古鑑》於乾隆十四年（1749年）始纂，故佳士得在青銅器來源上寫道「乾隆皇帝（1711-1799）收藏，入藏於1749年以前」
明至清早期 錯金銀史尊｜台北故宮
青銅史尊收錄於《西清續鑑‧甲編》，稱為「周史尊」，意即清宮斷代為周朝
上面這件青銅器「史尊」，收錄於《西清續鑑》，稱為「周史尊」，意即清宮當時斷代為周朝。然而，台北故宮現在把之斷代為「明至清早期」，和佳士得對「周孔尊」的做法相同。
台北故宮在介紹文字如此寫道：「本套多寶格集結的時間當在乾隆二十年《西清古鑑》成書之後。原有十件，但「周素舟」為咸豐所要去，因此現存九件。這些作品有些著錄於《西清續鑑》……由於是多寶格，因此均為體小質精的器物，但卻是真偽混雜。」
意思是「史尊」（高11.1 cm）與同組青銅器、文房用器，為乾隆當時置於多寶格欣賞把玩之物，雖然小巧精緻，惟其中卻有真有假 - 既有周朝、漢代的真古董，但也有當時近代製作的明清仿品，而「史尊」正為後者。
台北故宮在現正舉行的「鑑古 - 乾隆朝的宮廷銅器收藏」展覽中，亦指出了另一個例子。
「周笵十器」青銅器｜台北故宮
乾隆三十三年（1768），乾隆帝命令大學士傅恆修葺國子監（中國古代最高學府）的文廟。這位天子為尊孔子從周之志，故擇內府所藏的周代銅器十件，頒置於國子監文廟大成殿，作禮器用備，合稱為「周笵十器」。
上圖就是乾隆帝的「周笵十器」。據台北故宮專家判斷，此十件青銅器中，真正來自周代的只有三件。其餘七件當中，五件乃是南宋至明朝的仿製品，意味「周笵十器」中竟然半數都是偽器。
台北故宮前副院長張臨生，在1980年代寫過一篇期刊論文詳細談論此事，名為《真贗相糝的國子監周笵十器》。
她認為，乾隆朝國子監文廟竟然會陳設偽器，並非因為負責的大學士膽敢魚目混珠，而是因為「他們雖為博學碩儒，未必專精古器鑑別，在真贗相糝，精華糟粕雜列的宮廷收藏中特選十件周代禮器，確非易事。」
張臨生當時的結語，也很適合作為這篇文章的結論：「今日我們回顧這段史事，不能苛責過去主事者的眼光，只有慶幸吾生也晚，能有前輩研究的心得可資借鏡；能有科學考古發掘及公私收藏的材料及實物可資參考，庶幾可進一步作辨明真贗的嘗試。」